足迹（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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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童年是在饿和苦中度过的。那时候农民在集体劳动，以记工分形式计算人们的劳动价值。一个成年男人劳动一天计12分，女人一天计10分或者8分，每一分可以折合人民币1．5分左右，我记得最好的年成可以折合3分钱。我是几岁参加集体劳动的记不清了，开始劳动一天可以得到4个工分。农民还可以通过北京最好的白癜风医院其它渠道换取工分，比如给集体提供肥料——火灰，水粪，牛粪，人粪尿等。于是小孩子放牲口时肩上总是挂着一只粪撮箕，猪、牛等屙的屎，小孩子就用粪撮箕拾回家倒在粪坑里。父母常常给孩子们下任务，倒粪时他们要听得到打水响声。被逼急了，有时我们会在粪撮箕里藏石头，往粪坑里倒时打水特响。现在想来，父母有父母的难处，小孩子有小孩子的苦衷。   

　　有的家庭小孩多，劳动力少，常常是辛辛苦苦劳动一年，到年底还要倒拿钱给集体买回从集体分回的粮食，称为“缺粮户”。其实，农民已经被集体限制死了，既不许外出打工挣钱，又不许从事私人种植、养植或做小生意，又能从哪里找钱呢？   

　　农民太辛苦，整日为生白癜风能彻底治好吗活奔波，对孩子的学习完全不过问。我上小学三年时，从五龙坪小学转到旭光杨家营小学——玩伴要去，我被动地跟随。转到杨家营，本应读四年级。到了学校，校长陈永禄接待了我们——之前就听说陈校长恶得不得了，被人们谑为“陈刮刮”。他出一道比较复杂的综合计算题，让我的同学做（他个子比我高大，但成绩却不及我），做完后让我看对不对。我本来就害怕，再加上不动笔做，看一眼就判断我确实没有那能力。于是陈校长说：你两个还是读三年级，四年级读不到（跟不上）。没办法，我们又读了三年级。其实在杨家营读一年书，陈校长对我是很好的。他是我们数学老师，班主任。当年在咸丰三中开会的学生代表就有我，陈校长带我出的，而且同他睡一铺。短短的一年时间，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——严厉但对学生很好，人们谑称“陈刮刮”却从没刮过我。直到今天我从心底里感激他。可惜少不更事，一年之后，我转回了五龙坪小学。因为我觉得重读一年三年级太亏了。回到五龙坪小学，原老师二话没说，就让我进了原来的班级——五年级。在五年级这一年，我学得太苦了。记得数学的追击问题，归一问题，鸡兔同笼问题，搞得我云里雾里。问得数学老师很伤脑筋：“要我给杵脑壳印吗？你这一年是读的么子书？”我也不敢讲出真相，只能暗自努力。一年的苦读勤问，上了初一，我又成了班上的尖子生。   

　　那时候，我们是没有零花钱的，当然即使有也没有花处。有一回，我父亲说有5角钱不见了，他认定是我偷了他的钱，硬逼着我给找回来，我被逼急了就假装着找，于是趁机逃走。逃到一个亲戚家里（不是什么至亲），说了情况，在他家吃了一顿饭后，他们劝我回家，说是父亲气消了就没事了。哪晓得我出去躲了那么长时间，父亲的气还没有消，一顿毒打，打得我几乎咽了气，一星期后身上还红一条紫一条的。这件事情给我伤害特别大，我当时都滋生了报仇的心理，而且几十年后谈及，仍心有白癜风能不能彻底治好余悸。   

　　我参加工作后跟父亲谈起那件事，说他独断专横，说此事我到死都不会忘记。当然不可能向父亲寻仇。他说他怀疑我偷钱买了那支木，我这才说出我那木是木板换的，现在还可查找木板的另一截。   

　　看来，父母对子女的教育，特别是棍棒教育，一定要说出责罚的理由，也要给孩子申辩的机会，否则也会造成冤假错案。父母的错误的过急的责罚，对孩子心灵的伤害是惨重的。劣子弑父，事出有因。做父母的也难辞其咎。   

　　童年虽苦，却也有快乐的时候。   

　　我们小时候上学，老师从来不布置家庭作业，父母也从来不过问孩子的学习。我前面谈到白癜风传染吗的转学的事，家长毫不知情。由此可见家长对孩子学习的忽视到了什么程度。   

　　放学回家后就是看牲口，打柴，割草，拾粪，其间可以玩很多游戏，其乐无穷。跳房子，打珠子，自制弓箭射鸟，射鱼。我们的玩具都是自制的。制石珠子是很费劲的，先将一个坚硬的石头用铁锤敲打成圆形，再拿到沙岩上磨，一颗珠子往往要磨十天左右才能磨好，不像现在动不动让父母在商店买就完事了。在我们这些农村娃心里，从来就没有可以买玩具的概念（城里娃当然不一样）。   

　　几个小朋友玩起游戏来也是玩得天昏地暗的，天黑了还舍不得回家，常常需大人喊好几回，有时甚至要棍棒叫人。弓箭射鱼极有乐趣也有快感。冬天里水田的鱼不大跑，常常是箭头顶住鱼射，当然是一射一个准。带着丰厚的战利品回家，要多高兴有多高兴。射鸟可不那么简单，离目标远了射不准；想靠近它又飞了。在射鸟中我们发现猫头鹰好像是聋子，但它的眼睛特灵，溜溜转着，注视着四面八方。   

　　夏天在河里洗澡，抓鱼，一玩就是大半天。（只要完成了父母交代的劳动任务，父母是不会管我们的。）安全问题从来是大带小，父母从来不管不问，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意识，也无暇顾及。我曾跟母亲玩笑说：我们这代人命硬，完全是自生自灭。